来源:中国校园文化建设网  作者:佚名


  

  车窗外的天色越来越暗,车厢里的情绪也开始变得微微躁动起来。

  车厢里的孩子吃完学校给每人准备的晚餐——牛奶、面包、火腿肠和矿泉水,开始显得无事可做。

  几个孩子撒娇似地喊着:“老师,怎么还不到啊?”还有人一会儿喊热,一会儿叫冷,将衣服边蹭得黑乎乎的棉袄,脱了又穿,穿了又脱。

  无论是离开老家,还是离开父母,大部分远离亲人来到衡水的孩子,都要度过一段艰难的适应期。

  黄庭远刚被送到衡水的头一个月,“几乎天天哭”。回想起那段“骨肉分离”的日子,母亲刘建哲语气里仍然难掩心酸,“我也天天哭”。夫妻俩还为此吵过架。

  刘建哲当时心里翻腾着:“把孩子送走是对还是错呀?”

  实在忍不住了,刘建哲和老公开车去衡水看儿子,“就跟探监一样”。但学校不提倡父母去看孩子,他们的理由是,“担心影响其他孩子的情绪”。这对心疼的父母只能在校门口瞅几眼儿子,寒暄几句。

  儿子在家哭闹着不想上学,爸爸就跟他商量,“每次坐火车去上学,回来开车去接你”,再将儿子哄出家门。

  为了每月中途看一次儿子,夫妻二人开车去衡水,周六晚上把儿子从学校接出来,在宾馆住一晚上,第二天一早再送回学校去。

  15岁的的冯浩宁去年被送到衡水,现在上初一。她说,开学刚两三天时,有个女生突然趴在课桌上哭了,有人问她“你怎么了。”她回答:“我想家了。”当时全班同学都沉默了,教室里变得很安静,有人默默地流起泪来。

  第一个月,冯浩宁在课桌上贴了一张手绘的小日历,“过一天就划掉一个,一天天感觉就过得快了”。

  孩子们用快乐以及容易健忘的天性来稀释对家的想念。过了半年,黄庭远逐渐适应了离开父母的日子,他不再要求父母每月中途去看自己,冯浩宁的课桌上也不再贴小日历了。

  到了高年级,青春痘冒了出来,男生唇边长出绒绒的胡须,女生的胸部也开始隆起来。在这个迎接青春期的过程中,这些离家的孩子不可能拥有父母太多的陪伴。一些女生迎来成长发育的重要生理现象时,母亲并不能第一时间安慰她们的慌张。

  一个五年级的女生说,她第一次来月经时,坐在床上吓坏了,大声喊:“我流血了,我流血了。”后来,她惊慌而又羞怯地去办公室找女老师求助。

  一些孩子是在小学一年级甚至学前班时就被父母送到衡水来,生活完全不能自理。一位老师说,“冷热不知道怎么穿衣服,有的会把秋衣穿到毛衣外面。”而有些女生最喜欢的小辫儿,“都是每天老师给梳的”。

  亲情电话线每周一次穿越阻隔在亲人之间的270公里。每周六晚上,家长可以把电话打到班主任的手机上,跟孩子说会儿话。因为想打进来的电话太多,每次这个亲情电话都会被打爆。

  周六晚上6点一到,刘建哲夫妻俩各自握着一部手机,他们总结了一套打电话的秘诀。“一个人先打,一般打进去会占线,即使占线也不挂掉,手机里会一直响着‘嘟嘟’的声音,一直数到第九声,另一部手机继续往里面打就接上了,即使占线,也一直要占着。”

  刘建哲拨弄着手机屏幕上的未接通电话显示,“一次要打好几十个呢”。她说,最多一次,他们夫妻轮流拨电话,一直占线一个多小时才打进去。

  按规定,每次通话两分钟,有时候也可以放宽到三四分钟。孩子们都显得很自觉,“自己说多了太自私”。

  但也有的孩子不希望父母每周打一次电话,“因为一打电话就会更想家了”。

  

  熬过了将近3个小时,火车快进北京西站了,车窗外闪烁着霓虹灯,高架桥缓缓而过。

  座位上的孩子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,开始想伸手够行李架上的书包,还有的穿上了棉衣,将脑袋套在帽子里。

  火车刚停下,隔着糊着一层雾气的车窗,有几个家长站在外面冲车厢里的孩子挥手。

  每次放月假,刘建哲也迫不及待地想见到儿子。刚把儿子送到衡水时,有一段时间她有些后悔,觉得不能把孩子留在身边,“特别对不起孩子”。

  黄庭远出生在北京,在北京上了幼儿园。2007年,家里在海淀区的清河买了房,黄庭远进入片区里的一所小学上学。按照排名,这所小学是一所“二级二类”,也就是人们所说的“普通小学”。

  儿子上小学,起初刘建哲夫妻两人“觉得还挺顺利的”。后来,学校因为修地铁而拆迁,“在一间活动板房里上课”。当时,刘建哲感觉“不太好”,考虑给儿子换个学校。

  这个“初中没读完”的母亲,希望自己的儿子好好读书,“不要受我的那些苦”。她1998年到北京打工,后来开了一家服装店。

  在昌平的另一套70平方米的复式房子里,刘建哲掏出一个饼干盒,里面装着儿子的奖状。她将这些奖状拿出来,再一张张摊开,念道:“三好学生,跳绳比赛一等奖,优秀试卷奖。”

  家中墙壁上还挂着一排儿子的照片。照片里的小男孩,长得白白壮壮的,脸上有点婴儿肥。

  这对在北京打拼10多年的夫妻,在北京已经拥有两套房,还有车。他们觉得,“养活儿子是足够”,但是这家人没有北京户口。

  没有这张薄薄的小卡片,想找一所更好的公立学校,夫妻两人觉得并不容易。他们考虑北京的私立学校,但听说“有的学校一年收费10多万元”,他们又觉得不值,“还不如把钱留着以后给儿子做别的用”。

  更重要的是,即使在北京上了一所他们眼中的好学校,也始终绕不开的问题是,“将来高考呢,还是要回老家去考”。

  这个难题同样困扰着冯浩宁的家人。冯浩宁在北京上到小学六年级时,父亲开始发愁她升中学的事情。眼看着高考也不远了,他考虑的是,“北京跟老家河北学的不一样,北京这边学校重视全面发展,老家学习抓得紧,到高中再转回去怕孩子学习跟不上”。

  在父母们犹豫的天平上压下最重一块砝码的是未来的高考。这些离开家乡在北京挣钱的父母中,有人说,“宁愿舍弃一些亲情,也不愿意我的孩子考不上好大学”。

  将女儿冯浩宁送去衡水,在北京做装潢材料生意的爸爸也舍不得。他说,“孩子的舞蹈跳得很好,但去了那边这个特长也只能放弃了。”

  但他还是相信自己的选择是明智的。有现实的例子摆在面前,冯浩宁的哥哥小学时就被送到衡水,“那会儿连衣服也不会穿”,后来他回老家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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