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源:南方周末  作者:牛遁之

  “你现在敢吗?”

  因为被罚得太多,朱夏妮练了一手好“检讨”。后来2013年底妈妈给她说了个事,成都一孩子被老师要求写检查,1000字,孩子写不出来,跳楼了。

  “让我写两千字,我也能写出来!”朱夏妮雀跃地说,“我就像写小说一样,‘今天,上课的时候一只蚊子飞了进来,春风很温暖。’”

  有一次,一连三个星期,朱夏妮被罚扫地,每天吃不好饭,睡觉也很晚。于是这三个星期里,一家人被闹得鸡犬不宁。胡杨为了她多睡会儿,没有提前叫醒女儿。结果回学校,又挨老师罚。

  老师训斥了朱夏妮并打算罚她第四个星期的时候,胡杨直接打电话给班主任老师了。

  班主任老师三十多岁,在她心目中,朱夏妮的父母是极个别的家长,太具备批判性。当接到胡杨责备她缺乏职业素养的电话时,她显然不太上心:“这不是多此一举么?”

  朱夏妮的父亲被这句话激怒了,就给校长写长信。校长赶紧找班主任谈话,作为一个亦官亦师的角色,校长需要处理好与维权家长的关系。

  纵使与学生隔阂深重,但老师们也认为自己是夹缝里的受害者。“我们也想搞综合实践活动,但一旦影响了分数,家长又来投诉了。”广州天河区一位小学老师说,“有些家长跟领导关系很好,随便一句孩子被虫子咬了,我们就会被校长批得很惨,甚至一票否决,连饭碗都丢了。”

  “以前我也曾带着孩子满山跑,看植物,连灵芝和银耳都找到了,你现在敢吗?”他接着说,“现在就是养鸡式的教育,整个社会压力让学校也变态了。”

  没有退路了

  2013年9月,朱夏妮写下诗句——“天上有老师吗/有我就不去了”。一名广州中学校长翻阅后,感想是:“天上有学生吗/有我就不去了”。

  老师和学校推左门,家长和孩子推右门。学校与家庭,在粘连又渐行渐远的此系统和彼系统之间,孩子成为受力点。

  朱夏妮的对门邻居是一名中学副校长。他记得广东曾经进行过一个短暂时期的教育实验,每堂课教师只讲授15分钟,其余是讨论,作业在学校完成,效果良好,但很快被叫停了。

  陈辉(化名)是一位媒体人,年轻时也曾激烈批判过中国教育,但当他有了孩子之后,情况就改变了。“我认为我是很开明的一个人,但我给我小孩报了三个班,还有两个奥数班。”他说,“按道理说我应该完全撒手,但我反而要我小孩这样做。”

  在陈辉看来,小孩的教育是一面镜子,照出了中国家长的“密集恐惧症”。“整个族群密度太大,生存空间太小,大人很焦虑,把这种压力都放在孩子身上,要提早开发,尽量开发。”他说,“美国、加拿大有自己的退路,有山林,有矿产,但中国人没有退路。”

  初三降临。学校一次又一次开会,一次一次把家长们召集起来。朱家吵吵嚷嚷,战事频发。

  这一年,朱夏妮认识了两个在中国念小学的美国小朋友,甘蔚明和甘霖,却活在与她完全不同的世界里。她们的父亲不在意她们位列班级倒数,不在意作业是否完成,不在意对或错。他希望她们从新的文化里汲取知识,每天都有所得,这便足够。

  这位父亲说:“她们是我最亲爱的女儿。如果她们将来做医生,那她们是我的医生女儿。如果她们将来去卖冰淇淋,那她们是我卖冰淇淋的女儿。她们开心就好。”

  有关女儿的期待,胡杨和这位美国父亲的目标一致,但对于实现的路径,却葆有完全相反的价值观。因为在中国,做医生和卖冰淇淋很可能导致的收入、社会地位悬殊,还能保障孩子的幸福和快乐吗?于是,到了胡杨这里,励志又成了这样——

  “夏妮,我今天去超市了,你要考不上高中,以后去当收银员,你同班同学都来你这儿买东西!你就努力这几个月了!”

  “您的学生,34号”

  朱夏妮却逐渐认清了自己的未来,这位写作文爱跑题的中学生,开始思考学习的意义:

  “我们就像一群蚂蚁被冲进海里,未来根本就是迷茫的。高中的名额都被重点班的人包揽了,平行班的人只有第一、第二名能进去。上了高中又能怎样呢?拼死拼活,又是为了什么?”

  2014年寒假,朱夏妮面临一个抉择。要么,做完8张物理试卷,8张化学试卷,8张数学试卷,18张英语试卷,外加6篇文言文,10首古诗,外加罚抄初二下学期所有单词……全心全意向中考冲刺;

  要么,准备托福,去美国留学。

  左右衡量,她决定选择后者。做出这个决定以后,一家人忽然觉得,松绑了,解脱了。这个假期,是朱夏妮上学以来最幸福的一个假期。尽管有托福的压力,看看美剧,看看英剧,练习听力和口语,那是自己乐意的事情。她的诗集《初二七班》也结集出版了。班上有一些同学团购了这本书,说要当作“初中生活的共同记忆”。

  胡杨恢复了“小升初”战役打响以前的宁和。她说:“人生就一个童年,一个少年,你老的时候问,你的童年怎么过的?就在题海里各种折磨过的?”她不想女儿没有开心,没有快乐,昏天黑地的。

  唯一的缺憾是,朱夏妮的爸爸老问:你怎么那么久不写诗啦。

  小说倒是在继续。不过她想重写开头。那个虚构的开头太耸人听闻了。故事里,那个初三女生没有杀死老师,而是继续这样的生活。“明天之后还是明天,我毕业了,新一届又来了。有一点点麻木,一点点光和黑暗。”

  3月19日那天,朱夏妮给语文老师送去一本她的诗集。扉页,她写下:

  “喜欢你眼镜后的眼睛看我的样子。其实我喜欢语文两节连堂,尤其是下午的课。那时我感到安静。那时我常开小差,看窗外的树,灵感最多了。时间溜走,像冰冷的蛇爬过手边。这本书记录了我那时的痛苦也有快乐。

现在看,像回去了一样。

  您的学生:朱夏妮,‘34号’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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