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:佚名       来源于:家长学院

  247个地级以上城市,三分之二“罚没收入占比”集中于3%-8%,29个超过10%

  文 | 陈汐 刘建中

  地方政府的收入主要有两种:一种是公共财政收入;另一种是基金收入。

  公共财政收入,又称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”,主要包括“税收收入”和“非税收入”两大块。基金收入的大头是土地出让收入。在过去几年,绝大多数省份的土地出让收入占基金收入的80%以上。基金收入还包括彩票公益金等。

  从发展方向看,地方政府收入应该以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”为主,而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”应该以“税收收入”为主。

  包括“罚没收入”在内的“非税收入”所占比例应当呈下降趋势。“罚没收入”是指执法、司法机关,对违法违章者罚款的款项、没收的赃款和赃物变价款。

  一个城市“罚没收入”与“税收收入”的比值(下称“罚没收入占比”)除了可以反映当地财政收入的质量,还可以反映一些其他信息。

  在不同地区,“罚没收入占比”差异巨大。在某些城市,这个比值接近于1%,比如北京、苏州、上海。而在另一些城市,这个比值接近30%,比如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。

  “罚没收入占比”不应过高,也不应增长过快。高增速不一定意味着存在乱罚款、乱摊派等不合理现象,但却可以给研究者提供一个关注点、一个思考方向。

  那么,哪些城市的“罚没收入占比”偏高呢?

  为了行文的方便,我们将“罚没收入占比”定义为“A”,即

  A =“罚没收入”/ 税收收入 = “罚没收入占比”。

  如果仅用某一年的数据排序,比如仅用了2021年的数据,这有可能导致排序失真。这是因为如果某市2021年的“罚没收入”远远高于或低于其他年份,那么排序就有失公允。

 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,本文用2018年-2021年四年数据的平均值。不用2022年数据是因为很多城市还没有披露2022年数据。

  如果没有特殊说明,文中各城市的A值都为2018年-2021年四年数据的加权平均值。

  各城市的“罚没收入”是四年的总数,税收收入也是四年的总数。所有样本城市的具体数值见尾注表10。

  不考虑台湾省、中国香港和澳门,我们从31个省、直辖市、自治区(下称各省)中找到了295个地级以上城市的数据。从中排除了税收收入过低的城市:如果某城市2018年-2021年四年的税收收入总和不足100亿元,将其排除。

  最终,选取了247个地级以上城市进行分析比较。具体样本城市见表1

  表1: 各省的入选城市

  注1:上海没有单独披露罚没收入,所以没有入选。但根据上海披露的其他数据估算,其“罚没收入占比”约为1%。

  注2: 西藏因数据不全,没有入选。

  247个城市A值的分布与特点

  先看一下247个城市的A值分布(图1)

  图1: 247个城市的A值分布

  从图1可以看出,各城市的A值集中于3%-8%,这其间有164个城市,占比为66.4%(164/247 = 66.4%),约三分之二。

  247个城市的A值中间值为5.8%。最高值为广西梧州29.8%,最低值为苏州1.1%。

  我们发现,省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的A值普遍偏低。

  从表2看,样本中26个省会城市A值的中间值为3.2%,且数值普遍低。这是因为省内优质企业倾向于在省会注册,导致省会的增值税、企业所得税偏高,从而拉高了整体税收。

  A值=罚没收入/ 税收收入,税收高了,A值就低了。

  表2: 各省省会的A值

  注:西藏拉萨数据不可得。

  同理,资源型城市往往聚集着大型企业,所以税收较高,A值较低。比如鄂尔多斯、克拉玛依、东营、榆林、大庆、乌海等(见表3)

  表3: 部分资源型城市的A值

  表2和表3提示我们,在分析一个省的普遍情况时,不能过于关注省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,而更应该关注其他城市的数据。

  表4显示了黑龙江6个城市的罚没收入占比,可以发现,其省会哈尔滨,资源城市大庆的A值很低,而其他城市较高。

  表4: 黑龙江省各样本城市的情况

  样本城市中,哪些城市的“罚没收入占比”偏高?

  下面看看247个城市中,A值最高的30个城市。

  A值最高的30个城市

  表5是样本中,A值最高的30个城市的情况。

  排名最高的前10个城市分别是梧州29.8%、贺州23.2%、邵阳19.8%、盘锦18.5%、乌兰察布18.2%、佳木斯16.9%、广元16.1%、湘西15.8%、巴中14.8%、河池14.7%。广西、四川、湖南居多。

  这30个城市都来自9个省份:广西和湖南各有5个城市,内蒙古4个,黑龙江、辽宁、河北、贵州、四川五省各有3个,山东有1个城市:枣庄。

  这30个城市中,29个城市的A数值超过了10%。

  表5: A值最高的30个城市

  注:城市后标注**,表示2021年数据缺乏,测算用了2018-2020年三年数据。

  以上30城的中值为12%,而247城的中值为5.8%。

  广西梧州市以29.8%居全国首位。从表6看,梧州的罚没收入在2018年之前仅不到2亿元。但2018年和2019年大幅上升为7亿多,而2020年之后再次大幅增长,并维持在15亿元以上。

  表6: 2015年-2022年梧州的罚没收入与税收

  梧州市2018年罚没收入大幅增长,根据其财政报告,原因是:“传销大案查处增加罚没收入。”2020年的原因是:“公检法部门加快扫黑除恶专项整治案件处理进程,促进罚没收入增加。”2022年的原因是:“市本级、藤县和万秀区一次性大案要案罚没收入增加。”

  一位财政研究专家对《财经十一人》说,从各城市的“罚没收入占比”的高低,可以看出一些信息,但不能反映问题的全貌。有些城市虽然数值偏高,但却具有合理性。所以,“罚没收入占比”并不是批评或表扬的基础,只是提供一些客观数据,提供一个思考和研究的方向。

  下面看看,哪些城市的“罚没收入占比”较低?

  A值最低的31个城市

  在所有样本城市中,A值低于3%的有31个。

  在31个城市中,省会城市有11个:广州、成都、长春、西宁、海口、济南、长沙、合肥、武汉、杭州、南京。资源型城市有4个:榆林、克拉玛依、大庆、玉溪。

  上文说过,省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的A值普遍偏低。扣除以上15个城市后,可以更容易看出最低城市的集中规律。剩下的16个城市,主要集中于江苏、浙江、广东。表7列出了这16个城市的情况。

  表7: 16个A值低于3%的非省会、非资源型城市

  表7中16个城市,江苏有5个:南通2.8%、宿迁2.7%、常州2.0%、无锡1.8%、苏州1.1%。浙江4个:金华2.8%、湖州2.5%、宁波2.0%、嘉兴1.8%。广东3个:珠海2.0%、东莞1.9%、深圳1.4%。

  除了江苏、浙江、广东,还有四省各有1城:湖北宜昌2.9%、山东青岛2.7%、福建厦门1.8%、北京1.3%。

  中国四个直辖市,北京、上海很低。北京1.3%,我们推算上海约为1%。但上海未直接披露罚没收入,所以没有被选为分析样本。天津4.7%,重庆3.6%。作为直辖市,天津数值偏高。天津已经披露了2022年数据,2022年的A值为8.2%。

  最后看看,各省内部谁是A值最高的城市。

  各省A值最高的城市

  如果城市样本数量过小,分析的意义不大。所以这里忽略了样本数量小于3个城市的省份。忽略之后还剩21个省份。表8列出了这些省份的情况。

  表8: 各省A值最高城市

  表8中的增速,指的是相对于2015年-2017年三年均值的增速。从表8可以看出,这些省内最高的城市,其A值大多经历了大幅增长。其中,三分之一的城市增长超过了100%。

  表8中,A值增长较少的有福建三明、云南普洱、广东阳江、山西晋中。其中,山西晋中出现了负增长。表9是晋中2015-2021年的罚没收入和税收情况。我们发现,2018-2021年晋中罚没收入的平均值并没有下降。晋中A值下降的原因是其税收收入的大幅上升。

  表9: 山西省晋中市2015-2021年的罚没收入等

  上文的财政研究专家对《财经十一人》说,因为研究所选的时间段为“2018年-2021年”,这里面包含了两年疫情。而在疫情之下,管理规则和管理行为与之前相比必然有所不同。所以,对于增速较快的地区,需要更深入地分析具体原因,才能提出有利改进的建议。

  在文中的最后,我们有个希望:希望罚款仅仅是促进行为向善的一种手段,而不要成为一种目的。

  尾注:247个样本城市的数据

  表10-1: A值8%以上的城市

  表10-2:A值6%-8%的城市

  表10-3: A值4%-6%的城市

  表10-4: A值4%以下的城市

  注:城市后标注**,表示2021年数据缺乏,测算用了2018-2020年三年数据。

  作者为《财经》产业研究中心研究员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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